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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语文教育”与我国教育传统  
日期:2013-04-07 07:12:58 浏览:0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并不是张孝纯先生空想出来的,“大语文教育”的种种操作性措施,也不是我在实践中凭空摸索的。它的产生有三个基础:(1)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的继承和对其糟粕的扬弃;(2)对外国先进教育理论的吸收;(3)对我国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和长达十几年的实验。本文仅就第一点加以具体说明。

    一、“大语文教育”对传统教育

优秀传统的继承“大语文教育”从我国传统教育中继承了许多精华,甚至可以说,它的根是深深扎在我国传统教育的沃土之中的,下面分述之。

    1.重视思想道德教育

    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一部《论语》,讲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最多,其核心是“仁”。《学记》中的“建国君民”、“化民成俗”,《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的“舍生取义”,墨子的“遵道利民”,荀子的“德操”,董仲舒的“必仁且智”,张履祥的“学者第一要看德器”,都是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体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代的启蒙教材,如《三字经》、《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小儿语》、《增广贤文》等都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当然,那时的思想道德教育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但是重德的原则古今是一致的,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按照这一传统,我们在“大语文教育”实验中从始至终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优势。因为除了像一般语文老师那样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外,还按照“大语文教育”的“三个课堂”的总体模式,把德育延伸到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去。

    2.重视情志作用

    “情志作用”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非智力因素,传统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讲的都是情志作用。他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实都是说明情志作用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先秦至今世,教育家在这方面的论述多得不可胜数:《尚书》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学记》中有“善教继志”,孟子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朱熹、王夫之等也各有论述,《三字经》中列举了那么多苦读的例子,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千方百计地在教学中进行非智力因素培养,具体做法是:(1)结合阅读教学激发学生树立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发学习的远大志向;(2)利用相关内容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奥秘,攀登科学高峰的志趣和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3)借助课文的感情,融入自己的感情,激发学生的感情,引起三者共鸣;(4)采用各种新颖有趣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学语文的兴趣;(5)通过鼓励、激励、训练、强制等手段培养良好习惯;(6)用教师的言行影响示范。

    3.学以致用,身体力行

    孔子非常重视“行”,“文行忠信”、“言必信,行必果”、“讷于言而敏于行”都反映了他这一主张。他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说明他主张学习是为了致用──搞好政务,办好外交,孔子讨厌那些“有言无行”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因而主张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家是“行”的典范,他们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说明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行”,千百年来无数有志学子就把这一条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后代学者颜元甚至认为不能“行”就不算有学问,“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学问”。为对学童进行“行”的教育,《三字经》中还写上了一句“少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我认为,今天的语文教学继承这一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联系社会生活,参加社会实践,这是我们“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实验班学生实际才干较强,主要也缘于此。

    4.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一个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在《先进》篇中,子路和冉有先后都问:“闻斯行诸?”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对冉有就明确地说:“闻斯行之。”前后正好相反。公西华问为什么这样,孔子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样的例子《论语》中还有不少,《为政》篇记载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问孝,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也不相同。孔子还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也是因材施教。程颐曾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程颐自己也主张“因人材性”施教。陆九渊也说,“人各有所长”,应“就其所长而成就之”。王守仁也主张“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同归于善”。古代学塾实行个别教学的方式,比现在的班级授课制更便于因材施教。

    鉴于此,我们在“大语文教育”实验中有两种基本作法:其一是把西方传入的班级授课制和我国传统的个别辅导的长处结合起来,以前者为主,再辅之以小组或个别指导、补课,以解决优秀生“吃不饱”和差生“吃不了”的问题。其二是组织多种课外活动小组,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5.启发诱导

     顾树森先生认为,“孔子的教学原则,第一是启发原则。”“启发”一词,就由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语而来。孔子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大师,颜回就说自己被他诱到“欲罢不能”的程度。他在“人不堪其忧”的恶劣情况下仍然“不改其乐”,便是孔子“善诱”的结果。从“侍坐”章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之风。《学记》中有相当多的内容论述启发诱导,提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三原则。孟子也有类似见解,他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已成为成语。程颐曾论述过启发诱导的原理:“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诽而发,则沛然矣。”

    我们在“大语文教育”实验中,也注重启发诱导。具体做法是:(1)诱之以趣──千方百计把语文课上得生动有趣,诱发学生学语文的浓厚兴趣。(2)诱之以需──拉近语文教学同学生生活的距离,用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实际需要激发学生思维火花的碰撞,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诱之以情──让语文学习与学生感情发生共鸣,促使他“情动而辞发”。(4)诱之以疑──用课文中的种种疑问造成其愤悱状态,使之“欲罢不能”。(5)诱之以理──扩大语文课的信息量,补充各种新鲜材料,特别是富有哲理的言论、诗词、故事等,用以启迪思想。

     6.多思善疑
 
    孔子主张多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庸》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五个环节中,三个环节的实质是思。朱熹把多思善疑的主张阐述得更加具体:“读书无疑者需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陆九渊也有“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见解。

    我们的“大语文教育”实验也特别提倡多思善疑。我们每课的教学过程大致是“预习见疑──质询研讨──巩固深化”三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我们要求学生提出三个层次的“疑”:(1)表面之疑,(2)常规之疑,(3)无疑之疑。第三个层次最有价值,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素质的重要方法。

    7.教学相长

    最早提出“教学相长”原则的是《学记》,而最早实行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他提倡“不耻下问”,当然也包括着以学生为师,向学生下问。教学相长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韩愈据此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王守仁据此提倡师生互相责善:“凡攻我之失者,皆我之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我理解,“教学相长”在今天应有下面三层含义:(1)教学中要两条腿走路──调动师生两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2)实行教学民主,师生互相学习;(3)教师学生双向成才。

    8.学而时习,温故知新

    孔子“学而时习之”的主张,实在是学习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论语》的编著者把它放在开篇第一句,足见其重要。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颜元曾评曰:“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习斋言行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道出了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且说明做一个老师,必须掌握在“温故”中“知新”的艺术。后来这两条成为古今通行的原则,有人据此提出:复习是学习之母。

    我们也特别提倡复习,并且指导学生每课小复习、单元中复习、全册总复习和每日小复习、每周中复习、学期总复习。各种复习再与“主动反馈法”结合,特别注意易错易混处,使学生“不在同一地方摔倒第二次”。

    9.博闻强识

    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比现在明显为大。《三字经》规定:“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在读的方法上多是诵读,且提倡“熟读精思”,“熟读成诵”,以至背过。在这方面朱熹有“读书三到”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主张。可见诵读或背诵的内容,有些学生并不一定理解。今天人们多把这一传统方法斥为“死记硬背”而加以抛弃。我认为,这也是缺乏科学分析的。应当承认,此法有其弊端,但又有其合理因素:人的语文能力特别是说写能力的形成,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语言材料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让学生博闻强识并不错。我认为读书有些可以采用“不求甚解”的浏览式,以求其博;而有些,尤其是经典性的,必须熟读成诵,这样才能化为身内之物,才能作到出口成章和下笔如有神。至于“死记硬背”问题,陆士仪《论小学》有一段论述值得借鉴: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读熟。

    从这个角度说,不太理解而“死记硬背”也并非没有道理。若等长大了能理解的时候再“活记软背”,恐怕就错过最佳时机了。

    据此,我们对实验班学生也提倡博闻强识,但“闻”和“识”的内容必须是文质兼美的,富有哲理的,其中包括少数经典性哲理性的课外内容,而决不让学生背三味书屋中之“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和“上九潜龙勿用”之类。实验班学生视野开阔,说话作文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10.重视读诗与属对

    在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内容中,诗的比重比现在要明显为大。孔子十分重视“诗”,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唐代是最重视诗的,甚至以诗赋取士。以后历代教育都重视读诗和写诗,因而适合儿童诵读的《千家诗》流行极广,几与“三百千”并列,还有“三百千千”的说法,古代其他的蒙学读物,也多用诗的语言写成。

    传统语文教育也重视属对。蔡元培先生认为这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崔学古则认为它是“通文理捷径”。

    受此启发,我们在实验中也注意让学生读诗。除了课本已有诗词外,还有意为学生补充一些。至于属对,我们作过一些尝试,尚无成熟经验,但显然对学习语法修辞和锤炼语言有用。

    11.重视文字教学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比现在更重视文字教学,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认字、写字和用字的教学体系和成功的教学经验。

    可惜的是,这些成功经验后来被抛弃殆尽,结果现代识字教学不但效率低,而且学生字的功底很差──不要说学生,甚至许多语文老师写字也是迹等涂鸦。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大语文教育”实验十分重视文字教学,为此张孝纯先生专门编写了《字法教程》一书,作为实验班补充教材。该书包括笔画、笔顺、结构、造字法、偏旁部首知识、书法指导等内容。照此训练,获益不小:(1)学生对字义的理解能力较强,甚至能仅凭字形推知字义;(2)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大大减少了错别字;(3)可借助规律类推,成堆成串识字;(4)书写能力提高。

    12.注重环境影响

 
    孔子的“里仁”(住在有仁德的地方)的思想和“择不处仁,焉得知”的主张其实都是谈环境对人(包括对人的学习)的影响的。 “孟母三迁”两千年来一直是人们教子成才的典范。《孟子》中“一傅众咻”的论述,《荀子》中“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的主张和“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见解,都是谈环境影响之重要。

    根据这一传统,张孝纯先生提出了“利用语文学习环境”的主张,并把它作为“大语文教育”的“一体两翼”的总体模式之一翼,又具体地指出从主观上利用,从客观上利用,利用其积极方面,利用其消极方面等措施。受此启示,我又提出了语文教学的“第三课堂”的主张,强调利用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中的语文学习,“大语文教育”的这些措施,大大扩展了语文学习的范围和渠道,也明显地提高了语文教学的效率。

    我国古代教育中还有一些优良传统,如文道统一,循序渐进,以身作则,预时孙摩,藏息相辅,长善救失,作文训练多作多改等等,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传统教育是一个思想的宝库。这个宝库,使我国古代产生了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研究它,对现在和将来的语文教育事业仍然极有启发意义。

    二、“大语文教育”对传统教育糟粕的扬弃

    腐朽的东西有时也可以从反面给人以教益,就像庄稼从土壤吸收肥料,反而长得更加茁壮,但这种吸收得经过一个过程──分解熟化。“大语文教育”对传统教育的腐朽传统就经过了这样一个分解熟化的过程,因而也从反面得到了许多启示,下面分述之。(这里需说明一点:传统教育中的腐朽部分是在明清时代取得统治地位的,因而本节所说的传统教育与教育传统主要是指明清时代的传统教育和教育传统。它与前文的“传统教育”和“教育传统”并不矛盾)。

    1.从根本上说,古代的传统教育是为封建社会培养官吏,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广大学子在统治阶级的“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引诱下走上读书作官之路。他们放弃救时济世的实用之学而专攻“制艺”。张志公先生将此路概括为一个公式:

    识字+读书+作文+考试=作官

    这是十分精辟的。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陈腐的教育传统影响至今,这就是席卷全国的,使无数学生、老师和学校领导趋之若鹜的应试教育。面对这种浪潮,我们常常启发学生:不要只想着跳农门和找工作,更要像陶行知所说:“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一大事,就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

    2.从教学内容上说,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陈旧的、单一的、凝固的和脱离实际的,明清时代尤甚。

    现在的教材当然进步多了,但仍有某些陈旧化的、远离学生生活的东西,而且由于教材编写要有一个过程,它总要落后于生活。对此,我们的作法是补充参读教材。这就可以把切近生活的、生动新颖的内容引进课堂。

    3.从教学渠道上说,传统教育是“三惟一”的──课本是惟一的信息源,教师是惟一的知识传递者,课堂是惟一的求知场所。虽然也有哲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西学传入以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变,但也只是把“三惟一”变成了“三中心”,学生仍被禁锢在“狭的笼”里。

    针对这种传统,我们提出一个大胆的模式:语文教学由三个“课堂”组成,除大家公认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第三课堂”──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中的语文学习,包括日常交际中的应需性语文学习,“各科语文学习”、“影视语文学习”,及其他文化活动中的语文学习。这样,就给语文教学引进了社会生活的源头活水,用刘国正先生的诗来说就是:“课堂譬花果,社会乃其根。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

    4.从教学方法上看,传统教育是以教师硬灌,学生死记为基本特征的。教师只凭“讲”这一种方法阐释经书的微言大义,气氛必然是沉闷死寂的。而我们则主张各种教学方式方法的最优结合,使语文课上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5.从训练的内容上说,传统教育重读写而轻听说,甚至以口讷不能言为美德,我们则是听说读写并重,全面发展学生能力。

    6.从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上看,传统教育实行的是“教师专制”,这与培养循规蹈矩的封建官吏的目标是相适应的。这一陈腐传统至今仍保留在一些学校和教师中,我们则是大力实行教学民主和科学管理。

    7.从训练的结果看,传统教育最终使人墨守成规、封闭保守。于是这一点成为封建社会的传统,针对这一传统,我们则极力鼓励奋发进取、鼓励开拓创新。

    8.从训练效率上看,传统教育是低效的,不讲时间观念的,搞“口舌生疮”、“皓首穷经”,因而会出现“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现象。针对这一弊端,我们提出一个口号:中心──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具体作法包括:(1)建立高效的总体模式,就是前文所说的“三个课堂”;(2)调动全体同学的求知欲望和主动精神,使课堂教学产生最大效益;(3)在教学设计上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既避免遗漏,又避免无谓重复;(4)用“精讲巧练”取代“精讲多练”,设计高效练习题。

    9.从检查教学成绩和效果的方式看,传统教育的方法是单一的──科举应试;检查的内容是片面的──八股文章。在此制度下,考上的便成了周进、范进、丁举人,有钱有势,作威作福;考不上的,就成了匡超人、孔乙己,成为百无一用的废人。顾炎武说它:“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认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

    今天,科举制度是早已废除了,但这种陈腐传统的余毒远未消除。鉴往可以察今,单纯追求升学率就是它的继续。面对这种思潮,我们“大语文教育”实验的作法有两方面:一是改革考试方法,加入考查实用能力和实际才干的内容;二是坚持三个面向,坚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智力素质和语文素质),不仅要让他们升学,更要给他们一张“21世纪的通行证”。

     人民教育出版社网:http://www.pep.com.cn/czyw/jszx/grzj/jszj/zgs/dyw/201008/t20100825_733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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